徐
松
华
丽水市侨联顾问
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
西班牙中贸公司董事长
童年时光
徐松华，1948年出生在浙江丽水青田的港头村。这一生经历不少风雨，但爱国的心，从来没变过。
港头村在瓯江下游南岸，属于现在的温溪镇。老辈人说，瓯江的潮水到这停住，这儿又是青田跟温州交界的头一个村，所以叫“港头”。“港”字，既是停船的地方，也是很多人出远门闯荡的起点。几百年来，不少港头人出国谋生，这里成了青田最早的侨乡之一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全村970多户，五千多口人里，有三千多人在国外，占了一大半。
我没出生，家里就遭了难。1943年，抗战紧要关头，父亲被拉去当兵。那时母亲正怀着二哥，家里日子更难了。爷爷本来是顶梁柱，自从1927年大伯出国没了音讯，他一直愁苦。父亲被抓走后，他还要还当年为大伯借的六十块大洋和利钱，身心交瘁。为了不拖累家里，他把家产分成两半，一半留给母亲和我们，另一半卖掉还债。他说"不能欠债"，这是他最后的坚持。把事情都安排好后，爷爷就去世了。我虽然没见过他，但我相信，他是个明事理，有骨气的农民。
母亲怀着孕，忍着悲痛办完丧事，一个人撑起这个家。她是我最敬重的人。
再说父亲。1943年仗打得惨，他们新兵营没怎么训练就上了前线。在日本人炮火下，一整营人几乎都打没了。父亲和两个老乡被压在死人下面，趁夜里日军撒了才逃出来。他们白天躲，晚上走，走了一个多月，又在山洞里藏了三个月，这才回到家。
这一趟死里逃生，让父亲病倒在床五年。直到1949年解放，他才能起床，但还是干不了活。1950年，在荷兰的大伯托同乡带回来五英镑，在那时是一大笔钱，救了我们全家。父亲读过私塾，明白事理，1951年土改时被选为副村长，人大代表和侨联代表，后来还入了党。1958年，大伯本想申请父亲去荷兰，但有人背后诬陷，说父亲是"台上的共产党"，大伯是"国民党代表"，结果两兄弟闹了矛盾。父亲没办法，只好去了西德。你看，那时候国共之间的斗争，连海外华侨都受影响。
我从小敬佩毛主席，觉得他是带中国胜利的伟大领袖。他说"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敌人搞得少少的"，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求学路上
小时候我调皮，不知道用功读书。小学毕业，数学才考58分，把我姐气哭了。姐姐成绩好，被保送青田中学，老师三次来家里劝，还说免学费，但因为穷，她只读一个多月就回家了。
看我不好好学，姐姐一边讲家里多不容易，一边骂我，把我关在家里复习。才一个星期，我就考上了华侨中学，还当了副班长。物理考第一，数学在全县拿第二，我有了信心，也开始知道自律，觉得人生有希望了。
后来我考上青田中学高中。可没多久，"文革"开始。班里只有两个去北京的名额，我没选上。但我特别想去北京见毛主席。正好那时可以大串联，不让我去，我就自己去！我找了一些同学，先到杭州，待了五天。准备去上海时，有人怕冷回家了，最后只剩三个人到了上海。
第一次住上海大厦那可是五星级宾馆！房间里有电话，软床，我都看傻了。住了三天，我们又去北京。十八岁的年轻人，挤火车两天多才到。第一晚没地方住，我和一个同学只能在广场过夜。零下八摄氏度，穿得少，烤火还发抖。第二天晚上才住进有暖气的礼堂，舒服多了。后来住进煤矿招待所，跟一些东北人同屋，他们习惯光膀子睡，我们很不习惯，还有点尴尬。
在北京参加不少活动，见了世面，收获很大。我们按部队编制排队训练，每天练一小时，就等着毛主席接见。
最激动的是那天深夜11点，突然紧急集合!我们一路跑到天安门。零下十二摄氏度，我没穿棉袄，冻得直哆嗦。我们排在国旗前面，广场上人山人海。第二天上午11点多，广播忽然放《东方红》，周总理拿着《毛主席语录》先走出来，接着，毛主席出现了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喊声震天响。我激动得眼泪直掉。朱德，刘少奇，邓小平，陈毅，林彪都在，虽然没看太清，但那一刻，我一辈子忘不了。
回学校后，同学们各奔东西。1968年武斗开始，我回村当了公社宣传队队长，还演过《红灯记》。1970年8月，毛主席说“大学还是要办”，各大队推人上公社选，就推了我一个。本以为稳了，可临到招生结束，我被刷下来了有人写信诬告，说我父亲不是党员，是国民党员，人没死，是逃到台湾去了。
我知道后，直接找省招生组组长说明情况。我父亲明明是1969年11月12日在荷兰去世的，中国驻荷使馆开了证明，存在省公安厅。我说：“我们家是清白的！”那时我们全家还沉浸在父亲刚去世的悲痛中。后来组长亲自去公安局查，又打电话问省厅，证实了证明是真的，他对诬告很生气。工作组一致局意我上大学。最后只有美院等几个名额剩下，我被录取到浙江美术学院。
1970年11月12日，是全省大学报到的日子。那天，全家含泪送我去上学因为正好是父亲去世一周年，又悲又喜。
1974年大学毕业，我被分到县文化馆做美术工作，开始培养“画童队”。不少小朋友的画在全国获奖，青田少儿美术出了名。我儿子徐晓冬也从小爱画画，屡屡获奖，作品还被外国友人收藏，上了报纸。
闯荡海外
1984年12月17日，我拿旅游签证到了葡萄牙，是侄子来接的。心里有点不舒服弟弟和弟媳没来。原来他们整天忙着摆地摊，晚上累得不成样子回来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第一感觉是，国外不是传说中的天堂，活下去并不容易，甚至挺难。
休息一天后，第三天我就跟着去出摊，帮忙拉箱子。圣诞节生意好，弟弟看我有兴趣，让我也摆个摊。我怕不会说葡语，弟媳说：“写个价钱，会说'谢谢'就行。”我就试了试，赚得还不错。元旦后生意淡了，只能跟他们去赶集。1月8日，去中葡边境赶集，警察拦住我那时候没申根协议，边境对东方人查得严。他要看护照，我没带，只好让弟弟从里斯本送来。葡萄牙人挺友好，警察看我签证是旅游的，就提醒我：“旅游签证不能做生意，你在葡萄牙还有14天，祝你玩得开心。”
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：是留下，还是回国?斗争了一个月，我觉得不能再东躲西藏摆地摊，得干点正经事业！
1985年3月，我跟在德国的徐成波，荷兰的尹松艺两位好朋友商量创业。他们支持我的想法，我说只能开餐馆，但没钱。他们同意借钱给我，尽管自己也没多少积蓄，尤其松艺还在打工，没开始创业，也把钱汇来了。这份兄弟情，我一辈子感激。
当月，我们就去葡萄牙南部旅游区找店铺。4月中旬，在阿姆松特贝拉新商业中心看中一个店，我，弟弟和侄子三人合伙，取名“乐园酒楼”。钱大多是借的，一切要省，自己设计，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，只有技术活才请人。十几个广告牌都是我自己画，自己立起来的。忙了三个月，终于在旺季前开了业。侄子当大厨，弟弟做二厨，侄媳和弟媳跑堂，另一个侄子管酒吧，我打杂洗碗，再请几个工人徐家第一家餐馆就这么开张了，生意还算不错。不过夏秋旺季好，冬春就淡很多。
1986年8月休息时，两个警察来查证件。当时店里就我一个人，我出示护照，他们要居留证，我没有。营业执照是我侄子和弟弟的名字，他们让我去办签证，同意给我居留。但续签不容易，出境再签证很难。我把护照先后寄到德国，比利时，请朋友帮我申请葡萄牙签证。没想到两国的签证一周内都到了葡萄牙，警察怀疑半个月来回却没有人境章，是不是偷渡？他们叫我去警局，我如实说明，还有信件作证。警察确认是真的，但还是说不能给我居留，建议我自动离开。
没办法，我找葡萄牙老侨领周洪泽帮忙，周先生陪我跑遍移民总局和各分局，答复都一样：不给居留。于是我打听西班牙，听说科尔多瓦还能办，就联系当地朋友确认消息。1986年10月，我从葡萄牙转到西班牙，真正开始创业打拼。那段日子压力大，但我没灰心，始终相信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严格要求自己。
服务侨团
做侨团工作近40年，回想起来，觉得很荣幸。有机会多次见到国家领导人，听他们教导，鼓励，当面汇报交流，这些我一辈子忘不了。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光荣，也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海外侨胞的关怀。
不管在人民大会堂，还是在全球侨联大会上，每次上台讲话，都觉得责任重大。我用真心讲侨胞的故事，反映大家的心声，呼吁保护侨胞权益，支持祖国统一。每次听到大家的回应，我都更坚定要为侨胞说话，为祖国出力。
我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五十，六十，七十周年庆典，抗战胜利七十，八十周年阅兵，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。这些经历让我更清楚：自己在侨胞中有责任，有义务。
我明白，能有这些机会，不光是自己努力，更是因为千万侨胞的支持和信任-是他们把我推上前来的。现在国际形势复杂，我们海外游子更要团结，侨团内部要和谐，一起为祖国繁荣和统一尽一份力。
文字来源丨《松茂华章—徐松华文稿选编》
编辑丨毛露霞 一审丨毛露霞
二审丨鲁 铮 三审丨王 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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